那年，我上大学的第一个夜晚，寝室来了位不速之客。
“帅哥，要电话卡吗？”洪亮的声音从门缝里挤了进来。我应声开门，却不见对方踪影。关门那一瞬间，他又回来了。
这人个子不高，精神抖擞，平头，戴着黑框眼镜，眼里透着精光。他穿着一件又长又大的灰色西服，显得更加矮小。两边的衣兜鼓鼓的，左兜装电话卡，右兜放硬币，走起路来，兜里的硬币“叮叮当当”跟唱着曲儿似的。他左手递卡，右手收钱，动作干净利落，一桩生意十几秒搞定。
初次见面，我就对他印象深刻，也惦记上他挣钱的本领。家境贫寒的我期望着，有一天也能像他一样，一边上学，一边挣钱。
然而，对于第一次出远门的我而言，人生地不熟，要在一个陌生的城市找到批发电话卡的地方，犹如海底捞针。
于是，我把希望都寄托在他身上。每次听到他那熟悉的叫卖声，即使没有购卡需求，我也开门迎接。他笑脸相迎，点头回谢。一来二往，我们便熟络了。
他同我一样来自僻远农村，彼此心灵相通，倍感亲切。后来，我们成了要好的朋友，以兄弟相称，我叫他喜哥。
电话卡从哪里进的货？这话每次到喉咙边，又被我咽了回去。即使学校张榜公布的特困生名单中有我的名字，我也总觉有些唐突——毕竟这是抢他的饭碗。
一个周末的下午，喜哥突然到访我的宿舍。这次他没穿西服，也不卖卡，而是专门来告诉我一个好消息：他拿到学校专升本的推荐名额！
他春风得意，笑容灿烂。我们谈笑风生，共话美好未来。正聊得起劲，他突然叹了口气：“哎，以后没时间卖卡了。要不你来试试看！”
“好啊……”真是喜从天降！我欣喜若狂，只顾着点头，连“谢谢”二字都忘记说了。
见我同意，喜哥津津有味地讲起生意经，将进货、定价、售卖的每个细节都交代得清清楚楚。我们聊到很晚，直到寝室熄灯，他才离去。
纸上谈兵终觉浅，绝知此事要躬行。第二天晚上，喜哥把几十张电话卡交到我手上，让我试着售卖。
他步履轻快地在前面领路，不时催我快些走，我一路小跑跟在后面。见我累得满头大汗、气喘吁吁，他才放慢脚步，对我说：“做生意要吃得苦，做到脚勤、手勤、口勤。”
我一个宿舍接着一个宿舍地喊门。一进门，喜哥就把我介绍给大家，恳请他们关照我的生意。偶尔有同学抱怨喜哥没把生意交给他，问我是他什么人。喜哥说我是他表兄，巧妙地缓解了尴尬。其实，我也在想，他怎么会将“金饭碗”交给我呢？
但很快，我连吃了几次闭门羹，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。我如霜打的茄子无精打采，喊门声越来越小，连自己都快听不见了。喜哥不停地给我打气：做生意又不丢人，咱靠劳动挣钱，千万莫往心里去。在他的鼓励下，我硬着头皮继续敲门。
在喜哥的陪伴下，我爬了两栋7层高的楼，敲了一百多扇门。仅仅一晚，挣了九十六元！
“拿去吧，你比我更需要钱。”喜哥把这些钱全留给我，又特别叮嘱：“好好在我卖货的四栋楼经营，不要去抢他人地盘，卖电话卡的同学背后都有辛酸的故事，都需要这份收入。”说罢，他转身而去。
回到宿舍，我躺在床上，辗转反侧。窗外，繁星在夜空中闪烁。我觉得，最亮的那颗星星，一定是喜哥。
宝科园区 戴海龙/文 蒋朝云/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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