换季前倒腾衣柜,翻出一双新布鞋。不记得是母亲哪一年做的了,一直放在衣柜的顶层。
母亲的针线活,漂亮得远近闻名。尤其是她做的布鞋,无论棉鞋还是单鞋,周正秀气,每年都会被亲戚邻居要走一些,村里的婶子大娘去我家描鞋样子更是常有的事。
母亲的鞋样子大都是用报纸剪的,夹了满满一大本书。报纸是姥爷从大队部拿来的《拂晓报》,书是舅舅从部队带回的《解放军文艺》。那报那刊,像施了魔法般诱惑着我。母亲怕我弄坏她的鞋样子,把书宝贝似的压在枕头下,我只能趁她下田时偷偷翻出来看,鞋样子上被剪得支离破碎的文字,我也没放过。
乡下最大的好处是,一年忙两季,其余的时间多半是悠闲的。忙完午收和秋种,母亲的大把时光就交给了织毛衣和做鞋。
家里不能穿的破衣烂衫,早被母亲拆洗干净,齐整地码在橱柜里。寻个阳光大好的天,母亲从柜里取出那摞旧布,再熬制一碗黏稠的面糨糊。拆下的门板已被刷净靠在当院,静等着母亲抹糨糊贴布片。阳光滑过槐树的叶,在母亲的脸上斑驳着。母亲的毛刷一遍遍涂抹着门板,她试图刷掉日子的粗糙,把生活的零碎抹进去,把乡土的气息抹进去,把一家五口人的幸福抹进去。大字不识的母亲时快时慢,动作娴熟,似是在创作一幅色彩纷杂的油画。
贴布片在老家叫打鞋靠子,有的地方叫打鞋壳子,正式的叫法是打袼褙。你瞧,一碗糨糊几片布,经过一双手的加工,焕发出新生命似的,有了学名小名和别称。刚晒干的鞋靠子倔强得很,支角翘边的,非得在床上压几晚才能平眉顺眼。夜里静下来时,熟面的香味就从席底往外钻。面香里透着阳光的味道,让更深露重的夜色,多了一丝温暖和踏实。
母亲从不用旧布做鞋面,哪怕我再怎么使性子,也不会用我看上的那块旧布。母亲赶集扯花布,我就巴巴地跟着,直到她买了我想要的颜色的布料,噘着的小嘴才笑出了花。从小到大,母亲也就这时候愿意惯着我。
我对母亲充满了崇拜,她到哪我都跟前跟后,母亲常说我碍事绊脚。其实我就想学得像她一样,农活女红样样拿手。央母亲教我做鞋时,她忙着粘鞋底,看都不看我,说赶紧看书写字去,等你长大了离开乡下,只怕给你穿你都不穿。她不教我做鞋,却使唤我打线绳,我学得快,一根骨筒做的线垂砣,在我手底旋转得有模有样。
无数个晚上,我趴在饭桌上写作业,母亲坐在旁边纳鞋底。煤油灯昏黄如豆的光,随着母亲扯线绳的哧啦哧啦声,似乎也摇曳生姿起来,常惹我走神。不知古时候绣楼上的姑娘们,是不是也这样纳底做鞋。
母亲不停地做鞋,她要赶在年底多做几双出来。她要给孤寡老人郑老太送去,要给村西头没了娘的小娟子姐弟俩送去。母亲,让我心疼,又让我骄傲。
那时候过年,才真的叫过年,小孩子刚过完年又盼着过下一个年,中间的四季最好统统省略不要。盼啊盼,盼新衣,盼新鞋,盼两角压岁钱。大年三十一早,母亲踩着板凳,把一大摞新鞋从房梁上取下来,跟公司年底分红似的,一人发一双。我赶紧换上,到井边的湿泥地上渍渍底,踩实鞋底的线疙瘩,然后满村子疯跑显摆——谁让母亲做的鞋那么俊呢。
母亲真是个预言家。后来,我穿着布鞋一步一步走出村庄,踏上了城市的柏油路。在城里,我穿上体面的高跟鞋,追赶潮流和时尚。可很多时候,我还会翻出母亲的手工布鞋,于我而言,它或许是有“密密缝”的叮咛,或许是有“迟迟归”的期盼。穿着布鞋,我走过生活的坎坷,走过人生的失意,可我的步履一直很稳,很牢。
作者 刘玲梅/文 连云云/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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