七岁还是八岁那年的一个冬日,我忘了。父亲和母亲,搭村里礼增的拖拉机,去碗厂卖草绳——父亲买了一台绞绳机,绞出来的草绳,主要供给县城的制碗厂。因为这台机器,我们兄妹三人,每隔一段时间,能吃上一次肉。
吃过早饭,父母就走了。以往,他们会在中午之前赶回家。但是那天,过了十二点,我们也没看到礼增的拖拉机。两点了,父母依然没有回来。家里没人做饭,我们又冷又饿,小妹哇哇直哭。我们把早上的剩饭剩菜找出来分着吃了,还是不顶事。每隔一会儿,大妹就跑到村口张望。后来,大妹跑不动了。我们都挤到父母的床上,睡着了。
一觉醒来,家里还是冷冷清清。小妹又开始哭。我靠在床头发愣,视线落在一只蛇皮袋上。袋子从房梁吊下来,里面装的是用来留种的花生。我陡然来了精神,指着那只口袋,问妹妹:“想吃花生不?”“想!”两个妹妹异口同声。其实,我比她俩更想。
我从堂屋搬来一只四方椅,站在上面,去够口袋。还差一截儿。又搬来一只小凳儿,摞上四方椅,让大妹扶着我,踩上去。这次终于够到了。小妹去母亲的针线笸箩里,拿来一把剪刀。我用剪刀在蛇皮袋的一角戳出一个洞,手指伸进洞里,抠出一粒花生,扔给小妹。小妹咬破花生壳,吃着花生米,笑了。
洞太小,掏起来很费事。掏出来的花生,还不够两个妹妹吃的。我把袋角的洞口捅大一些,再捅大一些。花生开始自动从破洞里往下掉,大妹用搪瓷钵接住。我嫌它掉得不够快,又对蛇皮袋使劲捅了一剪刀。这下坏了。蛇皮袋被我捅出一个大口子,花生呼啦啦地往外涌。我慌了,想用手把口子堵住,却从凳子上摔了下来。袋里的花生撒了一地。小妹又哭了。
外面响起突突的拖拉机声。我们跑出去,发现车子已经开到了门口。车斗里,装着满满当当的草绳,跟早上出发时一样。父母从车上下来,一身寒气。父亲脸色铁青,母亲满脸通红。没人敢跟他们说花生的事。礼增帮忙把草绳从车上卸下来,开着拖拉机走了。
卸完草绳,父亲进了屋。“谁干的?”他在房间厉声问。“我……”我嗓音发颤。父亲冲出房间,一把薅住我的身体,巴掌从半空里抡下来。母亲想要过来护住我,可是已经晚了……
又过了八年还是七年,我第一次离开家,去数百公里之外的丹江口读书。父亲送我上学,那时,正值秋收大忙。到校当天,我发起了烧,父亲带着我,去学校旁边的诊所看病。当晚,他留在学校,跟我一起在宿舍铁架床的下铺挤了一夜。第二天上午,其他同学的家长都回去了。看我还在发烧,父亲替我向老师请了假,继续带我去打针,打完针,又和我坐轮渡过江,到市区给我买了一些日用品和吃的。这晚,父亲仍然和我在宿舍挤了一宿。
次日,我退了烧。吃过早饭,父亲让我去教室上课,说他先去外面转转。中午,父亲回来了。见我精神好了些,他说母亲一个人在家,稻子收不过来,他下午就要回去了。他把行李收拾好,让我中午睡一会儿。我要送他过江,他不肯,只许我送到学校门口。父亲跟我招手时,我的眼泪已经模糊了视线。
下午第一节课,老师跟我说,外面有人找。我走出教室,是父亲。他背着挎包,手里拎着一只塑料袋,袋里装着花生。“路上看到有卖炒花生的,想着你喜欢吃,就买了点儿,你拿着。时间不早,我得走了。”说完,父亲匆匆转身离去。这一次,他没有向我招手,但我的泪水再一次涌了出来。
在外打工多年,我经常想起父亲。从小到大,我吃过他很多次巴掌。但我只记得,那一袋炒花生的香味。
龙华园区 王先佑/文 蒙春梅/图
父亲的心藏在心里,炒花生粒粒都是感情
落花生 忆香浓