看到我们,二舅有些激动,他像小时候一样喊着我的名字。站在阳光里的他,单薄得像一缕轻盈的雾。我走近,甜甜地喊:“舅舅,给您拜年啦。”他拘谨地笑着,搓着手。也许是阔别太久,横亘在我们之间的陌生感让他一时不知道该说些什么。
三舅仍旧和年轻时一样,嗓音洪亮,笑声爽朗:“不得了不得了,我们家大学生来了。”他取出一长串鞭炮,点燃,用这种隆重的方式迎接我们。我们坐下,三舅端来茶水,和我开着玩笑,和妈妈唠起家常。
二舅坐在门口,抽着烟,望着屋前的几亩田地,身边的小收音机正咿咿呀呀唱得欢,他的手指在腿上打着拍子,起起落落。他穿着一件松松垮垮的旧衣服,肩上落满了灰。妈妈在厨房帮三舅做饭,我坐到二舅身边,陪他晒太阳。一支烟抽完,二舅带我参观了他们家的两层小楼。一楼进门是大厅,摆着一张方方正正的桌子,墙上挂着几把镰刀,门后角落里堆放着锄头之类的农具。左右各有一间卧室,里面分别有一张床、一张桌。床上的被子胡乱叠着,被子下面是破旧的床单,床单下铺着厚厚一层稻草,有几根稻草裸露在外,张牙舞爪的。我的眼睛被它扎了一下——用干稻草铺床,是几十年前的农村人才有的习惯。我问二舅,床上只垫稻草,不冷吗?他挠挠头,笑着说习惯了。桌子上,有一台上了年纪的老式电视机,还有手电筒、香烟、打火机等小物件。桌子底下,随意堆放着修理电器、雨伞的工具。这些工具是二舅的“得力助手”,邻里之间无论谁家有东西坏了,他总能让它们起死回生。二楼仍然是两间房,摆设与一楼大体相似。
午饭时,大舅回来了。他脸颊冻得通红,但仍旧挂着那副标志性的笑容。我们围坐在一起吃吊锅,妈妈和三舅边喝酒边聊着家常。妈妈问三舅有没有打算找个女人,他沉默起来,只是一个劲儿地往肚子里灌酒。“我都五十好几的人了,还有两个哥哥要照顾,哪个女人愿意跟我。”许久,三舅才开口。舅舅们的父母过世得早,一直以来,兄弟三人相依为命。大舅因为小时候发高烧没钱医治,导致大脑烧坏,虽然容貌俊朗,但终究没有姑娘看上他。二舅迟钝木讷,虽有一门手艺,但情窦未开,也独身至今。三舅虽然相貌不及两个哥哥,但精明能干,做人做事无可挑剔。可为了照顾两位兄长,他错过了自己的终身大事。现在身体状况不如从前,三舅似乎更加坚定了孤独终老的想法。
看上去,妈妈还想劝一劝三舅,我悄悄扯了扯她的衣角。妈妈会意,举起酒杯,绕过了话题。
吃过饭,三舅骑着一辆小摩托送我们回家。一路上风在耳畔呼啸,他始终沉默。把我们送到家,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皱巴巴的一百元纸币,说是给我的压岁钱。我们说什么也不肯收,几番推辞,三舅扔下钱,骑上车,疾驰而去。我蹲下身,捡起钱,在风中伫立很久。三舅的身影慢慢变小,成为一个小黑点,直至消失不见。
D事业群(武汉) 肖静
发表评论 取消回复