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隔壁伯伯，走了……”那日，母亲在电话那头叹惋。
噩耗如深夜里的秋风一样凉，凉得我直打颤。我的思绪如水，浩浩荡荡地赶往故乡，途经六百三十五公里，在家门口的汇水桥边停下了脚步。那一刻，我的脑海中只有伯父的身影。
伯父住在我家隔壁，每天都忙忙碌碌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归。他为人严肃，很少逗孩子，小时候的我离他远远的。直到上初中后，我和他才有了一些接触。
我上初中的那些年，父亲在广东打工，母亲在家种田。母亲身体瘦弱，一到双抢就纠结要不要叫父亲回乡。但父亲回来既要花车费，又会耽误上班。母亲觉得不划算，就拉着我们兄弟俩硬扛。夏日炎炎，我们在水田里挥汗如雨，咬牙坚持。
有一回，我们在泥泞的稻田里收稻。由于缺乏经验，我们没有在扮桶底下铺秸秆。两人站在扮桶上工作一段时间后，扮桶陷进泥里。于是，我和母亲在前面拉，弟弟在后面推。可任凭我们使出多大的劲，也无法拖动扮桶一分一毫。
伯父正巧挑着担子经过田边。他卸下肩上的担子，出手相助。我们四人一起使劲，才把扮桶从泥里拉出来。
伯父转身离去时，特别交代：“我在上面的山坳里，有事就喊一声。”他家种了十多亩水稻，自家也有干不完的农活。母亲不好意思开这个口。但伯父每次往家里送谷子路过我家田边时，总会问上一句：“要扯扮桶不？”
后来，我们两家开始换工，合起伙来收稻子。父亲不在家，我们家只剩妇孺，换工自然是占了便宜。但伯父从不计较，总是抢着干抬扮桶、出桶和挑谷这些重活。母亲道谢时，他笑呵呵地说：“冇关系，我力气用不完。”
伯父喜欢穿背心，说是方便做工。在烈日的炙烤下，他裸露的皮肤被晒得黝黑发亮，如同抺上一层油，光溜溜的。汗水在他皮肤上滚落，从不拖泥带水。
夕阳西下，伯父挑着满满两箩筐谷子，领着我走在窄窄的田埂上。我们长长的影子映在水田里，一场关于丰收的皮影戏便在水波中上演。他肩上弯弯的扁担吱呀作响，成了伴戏的鼓点。戏里戏外，都透着丰收的喜悦。
我上高中后，家里的开销更大了。每逢暑假，母亲就去广东打些零工贴补家用，家里的田地交给我和弟弟看管。伯父成了我的老师，教我认害虫、配农药、看水晒田。
伯父虽目不识丁，种田却是一把好手，对农事特别上心。他每天早晚下田查看禾苗长势，把施肥、杀虫、灌水和晒田的时间点拿捏得非常准。他说，“你哄地皮，地皮哄你的肚皮”，鼓励我多下地，莫要偷懒耍滑。在伯父的指导下，我家田里的稻子长势喜人，年年丰产。
伯父对土地充满了感情。有一年，乡里搞退耕还林，每亩地每年补贴二十四元，村里有人动了心，准备在梯田上种树。伯父平时少言寡语，很少与人争论，但在意见征询会上却坚决反对：“当前人均才七分田，田地再减少，就会缺粮了。”大部分乡亲持“年轻人不肯种地，再多田也没用”的观点，与伯父辩论。两派人争得面红耳赤，互不让步。
伯父撂下狠话：“我的地谁也不许动，我就要种粮。”正因为他的坚持，梯田最终保住了。多年后，国家提出“保住18亿亩耕地”的口号。回头看，他当年的坚持是对的。
后来，我跳出“农门”，离开了故乡，伯父依然在乡下种田。每年暑假回家探亲，只要我没开车，他就会骑着摩托车到丰树坪接我进村。村路两旁是金黄金黄的稻田，沉甸甸的稻穗挂满稻秆。一路上，伯父笑谈农事，似是醉在秋风里。
如今，伯父走了，村里田野上，金黄的稻子在为他送行。
C事业群（宝科） 戴海龙/文 蒙春梅/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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