今年春节,因工作需要,我大年初一就返程回深了。

临行那天,母亲一大早起了床,硬塞给我四百元,让我在路上买点吃的。我连忙拒绝:“现在是我们孝敬您的时候,这钱您留着花。”

吃过早餐,我与母亲道别,母亲笑着叮嘱我路上注意安全。走到楼下,我抬头朝站在阳台上的母亲挥手。母亲大声说:“我在你背包里放了点钱,路上用。”我无奈应下了。

妻儿送我去火车站。走到小区门口时,我不放心母亲一人在家,让儿子先回去陪她。我取出母亲不知何时偷偷塞在背包里的钱,递给儿子,让他还给奶奶。

妻子劝我:“妈的一片心意,你还是象征性地收一点吧。你大年初一就回公司上班,老人家本来就舍不得。妈给你钱买吃的,也是担心你过年还饿着肚子。”妻子言之有理,我便收下一百元,剩下的让儿子转交给母亲。

也许因为我是幺儿,母亲一直更为宠爱我。父亲过世后,母亲独自养育我们姐弟仨,日子过得节衣缩食。我读初三那年,由于功课压力大、学习太拼,我用眼过度,导致近视。母亲从本不宽裕的家用中挤出钱来,坚持购买鱼肝油丸让我服用,直到我中学毕业。这一粒粒鱼肝油丸,不仅是护眼的营养品,更凝聚着母亲深沉的爱。

二十三岁那年,我南下深圳寻梦。在此之前,我在内地小城上过四年班,虽然工资不高,但也攒下了闯荡深圳的路费。我踏上开往县城的过路客车后,母亲站在尘土飞扬的乡村土路边,朝我呼喊:“我在皮箱里放了点东西,别弄丢了!”

到了深圳,我打开皮箱,才发现母亲在一本书中夹了一千元现金。那年,我在深圳艰难求职,屡屡碰壁。靠着这笔钱,我省吃俭用,才度过了最困难的一段时光。

去年夏天,母亲生病了,在老家县城医院做了一次手术。我姐说,手术存在一定风险。年近八旬的母亲什么都不牵挂,唯独念叨在深圳工作的我。

手术前一晚,母亲跟我姐提起一件旧事。有一年,堂伯赶集时带回一箱东西。当时,六岁的我正好在堂伯家和堂哥们一起玩。堂伯把纸箱拿进卧室,说买回来的是一台录音机。我回家吃午饭时,将这事告诉了奶奶。傍晚,堂哥们在河边洗苹果吃,正好被洗菜的奶奶遇到。奶奶问:“听说你们家今天买了一台录音机?”二堂哥有些纳闷,答道:“幺婆,不是录音机,是苹果。”

我和姐姐们得知情况后,都没有在意。毕竟堂伯一向小气,何况那时他子女众多,经济负担重,舍不得给我苹果很正常。

我姐打电话和我说了这事,感叹道:“一个没递到你手里的苹果,竟被老妈记了一辈子。过去我也觉得不值一提,直到自己做了母亲,才终于明白——天下没有哪个母亲,愿意看着自己的孩子受半点委屈。”

听到这里,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。我哭的不是那个没吃到的苹果,而是母亲藏在心底四十多年的耿耿于怀。

宝科园区  江克线/文  李晓岚/图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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