“再煨一会儿，就该熟了。”高斯说。他蹲在石块垒成的灶前，用两根树枝拨弄着火灰里一只只黑不溜秋的红薯。他的脸被火烤得通红，额上沁出了汗珠。
那是一个周日。每个周末，班上的男生都会成群结队地翻过宿舍后面的围墙，去外面的村子里溜达、买东西、看录相，或者到村外远足。白露过后，我和高斯的保留节目，是去山里烤红薯。学校的饭菜没什么油水，我们的肚子成天高唱空城计。
上午，睡够懒觉，我俩出发了。高斯姓吴，因名字与德国数学家高斯同音，故得此名。他比我大两岁，身高腿长，走路快，善跑，曾拿过两届校运会的5000米冠军。我得使出吃奶的力气，才能跟上高斯的步伐。
一出村子，群山连绵。只有星星点点的几户人家，散居于山间野地。目光所及，除了松林，就是漫山遍野的红薯地。随便找一块薯地，在地边垒好灶，用树棍刨来几只红薯，以松针引火、枯枝作柴，生起火来，再把红薯丢进火中，既烤且煨。干这事儿，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麻烦——也许是山民们种下了太多的红薯，以至于没有人把它们当一回事。
红薯煨熟了，皮被烤成黑黢黢的硬壳。我俩各自拿一把随身带来的不锈钢饭勺，在红薯壳里舀肉。刚出壳的薯肉冒着热气，一进嘴，又烫，又糯，又软，又香。
“原来是你们干的好事！”身后响起一声大吼，把我俩吓得一个激灵。扭过头，我们看到一个农民装束的壮汉，肩上扛着一把锄头，像怒目金刚。我和高斯面面相觑，不知如何是好。
“你们两个是不是农校的？”
我俩先是沉默，继而点头。
“是不是来这里偷过很多次红薯了？”壮汉把锄头从肩上卸下，两只骨节粗大的手紧握锄把。
我俩又摇头。我感觉自己的身体在不受控制地颤抖。
“没想到会被我逮住吧？”壮汉的火气小了些，语气里竟似有几分得意。“说吧，是赔钱，还是把你俩送到学校，交给校长？”
“赔钱……赔钱？”高斯小声问。
“当然要赔钱。看你们是学生伢，不多要，给十块钱吧。”壮汉的脸上浮现一抹狡黠的笑容。
那是九十年代初期。对我和高斯来说，十块钱能派很多用场。
“我们身上没带钱……”
“没钱的话，那不能怪我了。走吧，去学校，我跟校长讲一讲你们的光辉事迹。”壮汉又把锄头扛上肩，嗓音变得严厉起来。
“我们真没钱。你看这样好不好，我留在这里，让他回去拿钱？”高斯朝我眨眨眼。他比我镇定多了。
壮汉看一眼高斯，又看一眼我，犹豫了几秒钟，说：“好吧。你要快点，莫磨蹭。”
我的口袋里有几块钱，我相信高斯也有。两个人的钱都拿出来，或许能凑够十块钱。就算不够，都拿给壮汉，说不定他也会放我们一马。我不知道高斯葫芦里卖的什么药，只好拿上饭勺，站起来，望了望他们，转身下山，一溜烟地往学校所在的方向跑去。
那个壮汉会对高斯做什么？我真要回学校拿十块钱，再去解救高斯吗？要是被别的同学知道，会不会传到班主任那里……一路上，我既担心，又羞愧。我跑得气喘吁吁，跑出一身热汗，不停地用袖子擦拭额头的汗水。
跑出很远，我才停下来。这时，有人在身后喊我的名字。我回过头去，看到了高斯。他也是一头的汗。
“他把你……放了？”我不可思议地望着他。
“怎么可能？我等了你一会儿，趁他不注意，就跑了。那人太坏了，就几个红薯，问我们要十块钱。不可能给他的。”
“他追你了没？”
“追了，他哪儿跑得过我？追了一段路，他就跑不动啦。我隔着老远喊他，他气急败坏地骂娘。嘿嘿，谁让我是长跑冠军……”高斯笑了起来。
龙华园区 王先佑/文 蒙春梅/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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