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，父亲退伍不久，离开老家，到三百公里外的矿区当了一名井下煤矿工人。母亲夫唱妇随，几年后也随迁到矿区。因为家里没老人帮衬，为了照顾我们兄妹仨，母亲成了家庭主妇。
我们长大一些后，母亲不忍全家重担压在父亲一个人的肩上，开始去私人煤场打零工，一干就是大半天或一整天。为了接到更多活计，晕车厉害的她经常忍着恶心，跟着运煤车辗转于煤场之间。
母亲一般是在家里吃过早饭再出工。她用1.5升的空矿泉水瓶装满凉开水，然后在铝制饭桶里盛满白粥，在菜盘码上青菜、豆角或者萝卜干，旋紧盖子，再放进被煤灰染成灰黑色的自制布袋里。叮嘱我们几句，母亲戴上草帽，扛起铁锹，在铁锹一头挂好沉甸甸的布袋和水瓶，就匆匆离去了。
我们很少帮母亲装水、盛粥。因为母亲起得太早了。她经常四五点起来熬粥、炒菜，天不亮就离开家。也有例外的时候，那往往是母亲前一天上工到夜里十二点甚至凌晨一两点才回家。但她最多休息到早上六点，就起身打理家务、侍弄菜地，到了九点，又外出找活去了。
有时候，母亲上工更早，来不及煮粥或者等粥熬熟，会请晚出门的工友或周末在家的我们帮忙捎粥去煤场。如果一时找不到人，她就捱着饿先干活，中途趁有空回家，狼吞虎咽地填了肚子，再带上粥继续上工。
有一个周末，母亲清晨五点多就上工去了。大哥、二哥白天有事，给母亲送粥的任务便落在读小学三年级的我身上。早上七点多，我装好粥，歪着身子吃力地拎着饭桶，在七拐八弯的路上走啊走啊，走了半个多小时，才到达母亲惯常去的露天煤场。
远远望去，煤场上堆积着几座小山似的煤炭，粉尘漫天，乌压压一片。煤山之间，东一辆、西一辆地停着四五辆运煤卡车，装车工们正忙着装煤、卸煤。
我抱稳饭桶，小心翼翼地穿梭在煤场上，一边观察脚下的煤块，一边扯着嗓子大喊：“妈，妈……”
没人应答。煤场乱哄哄的，实在太大、太吵了。
我只好踩着煤灰，慢慢走近一辆辆运煤车，边喊母亲，边仰着头，努力辨认那些从头到脚灰蒙蒙的装车工。但当中并没有母亲。
一辆、两辆……还剩最后一辆运煤车了。我急得额头上冒出了汗——我怕母亲跑到其他煤场干活了，而我只知道这座煤场，如果找不到母亲，她就得饿上大半天甚至一天。
“妈，妈……”我越喊，越心焦。
突然，一个正在煤车一侧奋力铲煤的身影直起腰来，转头望向我。我一喜，但脸色随即又垮了下来——她不是母亲。我既失望又担心，快要哭出声来。
另一个装车工看了我几眼，抬头朝煤车上的几个卸煤工喊：“阿梁！你娃来了。”
我紧紧盯着煤车的车厢。一个身影转了过来。她神情疲惫，身上、脸上满是黑污，但我还是认出了她——是的，她是我的母亲。
母亲和旁边的工友交待了几句，两手攀着高高的挡板，从车尾爬了下来。她踩着煤堆，深一脚浅一脚，慢慢地朝我走过来。我刚想过去，母亲摆摆手，说，灰大，危险，你别动。
母亲终于走到我的身旁，朝我笑笑。我望见她眼里的血丝，眼眶一下红了。
龙华园区 蒙春梅 文/图
她像星辰，默默付出却不求回报。世间因为有勤劳的母亲而温馨无比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