我小的时候，父亲体弱，长年吃药，家里的经济条件捉襟见肘。
我12岁时就被迫辍学，跟着父母在家务农。白天下地干活，晚上，母亲在煤油灯下做针线，我就着灯光翻看家里珍藏的《读者》《青年文摘》和《故事会》，有时还朗读出来给母亲听。
母亲上过初中，虽说学历不算高，但在我们那儿的农村妇女里也算数得着的知识分子。一旦听到我读错了字或音调，母亲就会放下手中的活计，耐心地教我每个生字的读音和词义。在母亲的指导下，我读的书越来越厚，认识的字、词也越来越多，慢慢开始阅读起小说。金庸、琼瑶的作品，陪我度过了很长一段岁月。
19岁时，我第一次离开家乡，到广东中山打工。站在开往火车站的拖拉机上，我泪眼蒙眬地挥手和父母告别。母亲追着拖拉机，在后面喊：“照顾好自己，想家了就给妈写信！”
初次来到南方，陌生的城市，陌生的工厂，难懂的方言，吃不惯的饭菜……都成了我疯狂想家的“导火索”。晚上，蚊子咬得我翻来覆去睡不着，眼前浮现出母亲坐在我身边摇扇驱蚊、为我讲《穆桂英挂帅》的情景。好不容易睡着了，母亲又出现在我的梦中。她站在屋后村道边的柳树下，翘首以盼我的归来，手里还拿着纳了一半的鞋底……每到这个时候，我都会不知不觉泪湿枕巾。
哭醒后，我再也睡不着。索性拿出纸笔，趴在枕头上，把心中的思念和着泪滴写成文字，告诉母亲我怎样想她，在外边如何不习惯。写着写着就无法抑止，往往是写完一封信压在枕头下面接着睡，睡醒后又觉得没有表达完，就再写一封，第二天跑到附近的邮局把信寄回家。
那时，寄一封平信要8角钱的邮票。为了省钱，在不超重的前提下，我选择把两次写的信装在一个信封里邮寄。一个月后，我逐渐习惯了南方的生活，没有那么多话要跟母亲倾诉，写信的频率就降了下来，每个月给她写一封信报平安。
后来，我辞工回到家乡，发现母亲床头的桌案上堆着高高的一摞信。我好奇地问母亲，怎么会有这么多信。母亲笑着说，它们都是你的杰作。我仔细看了看，真的都是我写给她的那些信。想想自己竟然写下了这么多文字，我不禁哑然失笑。
22年后，母亲因病离世。在整理她的遗物时，我又一次看到了那些信。那一摞白色的信封早已发黄，却被母亲保存得整整齐齐。经过岁月洗礼的信纸，浸润字迹的泪痕仍清晰可见。我不由心中一酸，泪眼模糊。弟弟怕我难过，劝我把这些信烧了，让它们到地下陪伴母亲……
入职富士康以来，每次工会组织“书香三八”家书征文，不管参不参赛，我都会给母亲写一封信。如今，我写给母亲的那些信，只能静静地躺在我的朋友圈，再也无法寄出……
iDPBG（郑州） 陶清雨/文 蒙春梅/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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