那年我七岁还是八岁？想不起来了。只记得那几天很不舒服，身体里面莫名其妙的疼。皮肤肿了起来，手指会在胳膊腿上按出一个个小坑。夜里睡觉，我会梦到各种可怕的事物，一个晚上要被吓醒好几次。我的喊叫把父母引来。母亲紧紧地抱住我，父亲点着煤油灯，站在床边，看着我和母亲。
“所里看不好，明天去城里吧。”母亲说。“所里”，是街上的卫生所。这两天，父亲每天带我去卫生所打针。
“明天是端阳。来回怕是要一天，正是割麦子的当口儿。”父亲说。
“孩子是大事。再说，屋里不是还有我嘛。”
父亲沉吟片刻，说：“那好。你莫急，割多少算多少。我尽量早些回来。”
天亮了。我起床时，父亲刚从地里回来，手里握着镰刀，头发和衣服上沾着露水。早饭已经做好，母亲特意为我蒸了一碗鸡蛋羹。我没胃口，只喝了半碗鸡蛋羹。父亲匆匆磨过两把镰刀，又扒拉了几口饭，换了一身衣裳，带我出了门。
我们要先走到街上，再搭班车去县城，然后从车站走去医院。一头一尾这两截路，都是父亲在走——他让我坐在他的肩上。
从前，父亲经常和我玩骑马游戏，我骑在父亲的脖子上，他在打谷场上一圈一圈地跑。我嘴里喊着“驾，驾”，两只脚后跟不停地踢打他的胸脯。不过，那还是很早以前的事了。自从我有了两个妹妹，父亲的时间少了，对我的耐心也差了。
阳光照得天地间明晃晃的。父亲的脖子散发出一阵阵热气，我像是坐在拖拉机的引擎盖上。裤子被父亲的汗水浸透，变得湿答答、黏乎乎。
车站门口，有几个小贩在卖桃子。几只敞口箩筐，排列在马路两侧。筐里的桃儿，一个个红彤彤、圆滚滚、毛绒绒，生动又活泼。看到它们，我这个蔫头耷脑的病号也有了些精神。
父亲在那些箩筐前驻足，偏过头问我：“佑，想吃桃儿不?”
“……想。”
“好，等回来给你买，咱们先抓紧时间看病。”父亲的脖子被我的两条腿压着，我看不到他的脸。
父亲应该是第一次来人民医院。在大厅，他把我从身上放下来，显得手足无措。后来，他牵着我的手，来到一个窗口，向里面的人打听流程。那人说话很急，也很凶。父亲恭恭敬敬地站在窗前，说了一大串感谢的话。
给我问诊的医生看过父亲递过去的几张化验单，说我的病并不十分严重，不用担心。父亲连连点头，脸上带着几分喜气。
打完针、拿过药，我们走出医院，父亲再次把我架上他的脖子。我感觉父亲的脚步轻快了许多。车站很快就到了，那几个卖桃的都还在，只是箩筐里的桃已经不多。父亲问了价，又来回扫了好几眼，在一个小贩面前站定。那个小贩的桃儿，最大，最红，也最贵。
“来两斤，要大个的。”
两斤桃儿，装进了塑料袋。只有六个。父亲拣出最大的那个给我，牵着我进了车站。
站厅里人很多。买票时，售票员提醒父亲，我们坐的那趟车两分钟后发车。父亲拿着票，看一眼售票厅墙上的钟，一把搂起我就往候车厅跑。我们冲进检票口，冲到班车下面。车里满是人，父亲抱着我，使劲往上挤。不知道是谁的胳膊肘碰到我的手，那只桃儿掉到车厢地板上，骨碌碌地滚到车门边，又骨碌碌地滚下了车。就在这时，车门关上，车子发动。“哇……”我大哭起来。
父亲惊诧地扭过头，看到我空荡荡的手，立刻明白了。他把我放下来，大声喊：“师傅，停车，停车！”
车子一直开到车站门口才停下。司机打开车门，骂骂咧咧地让父亲快点。父亲叫我等着他，他自己跑下了车。几分钟后，我才看见父亲。他一只手拎着袋子，另一只手举着那只桃儿，向班车奔来。桃儿已被摔烂，半边发黑，半边淌着水。
我笑了。
龙华园区 王先佑 文/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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